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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澳洲（第9页）

“去北京？什么时候？”

“刚才在汽车上我只说了一半。

我去北京搞文学翮译的事儿，正在积极办理。

中国有许多朋友在帮忙，就看我的命运了。”

她露出一丝笑意。

“我祝你走好运。”

我说，“到时候，我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一言为定。”

短短几天的接敝，格雷小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都很感激她在“作家周”

期间对我们的帮助。

“作家周”

结束时，登科同志代表中国作协送给她一幅中国书法家的字幅，她送我们每人一副澳洲扑克牌；虽然，这礼物显得有点孩子气，但我们都理解她的处境，和那颗对中国挚爱的心。

“天下谁人不识君”

快要离开阿德雷德了，明之提议开动“11号汽车”

去遛遛大街。

当天，正好有记者来采访登科，只有我们俩结伴而行。

往常，在“作家周”

的间歇时间，只要步行上街，充当向导的总是登科同志。

他在新四军里当过侦察员，对于记路有着“老马只途”

的特异功能；这天，登科有事，我自告奋勇充当向导。

不知是怎么搞的，从大街返回时，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旅馆了。

我们住的那儿又比较偏僻，旅馆的英文名字又念不出来，连问路都成了问题。

明之虽然比我聪明，但也无计可施，只好长叹一口气，抓抓他那谢了前顶的头皮，坐在柳荫下的长椅上，等待好运光临。

“怎么样？老弟！”

明之用他那上海味的北方话说，“你那记路的本事哪？”

“老兄，只有‘老马’才识途，你比我老，怎么也抓幵头皮了，”

我说，“事已至此，只有靠你老兄的几句英文啦！”

明之虽比我多会几句英语，但由于语法错乱，常使澳大利亚人听不懂，所以被登科称为“假洋鬼子”

。

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

之时，明之只好站起身来，去询问公共汽车站牌下候车的一个孩子。

不一会儿，就苦笑着走了回来。

我俩坐在长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儿寂静得很，除了海鸟在我们身旁自由地漫步外，难得发现一个行人。

过了老半天，才过来一个穿着米黄色衬衣、面孔白晳的澳大利亚人。

明之这次似乎变得聪明一点了，没有多说那“假洋鬼子”

的英语，只告诉这位行者，我们是中国人，并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给他。

当这个澳大利亚朋友知道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作家时，立刻折身而回，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楼上（后来知道这儿是个私人咨询机构），和办公室许多职员握手，并请我们在沙发上休息，女秘书给我们送上来咖啡。

带我们上楼的那位澳大利亚朋友，和他办公室的同事们磋商半天，大概终于弄清楚了我们所住的旅馆，便从车库里开出来一辆“奔驰”

，请我们上车，亲自用车子把我们送回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