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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第7页）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

“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

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

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

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

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

警察面对“煽动”

或是“不敬”

，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

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

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

和“非国民”

。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