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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3页）

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胡里胡涂的。

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

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

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

然而到了&ldo;文化大革命&rdo;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

北大&ldo;工人阶级&rdo;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

对北大&ldo;工人阶级&rdo;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

至于北大&ldo;工人阶级&rdo;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

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

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

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

他们不愧是国家的好干部。

&ldo;文化大革命&rdo;中，他们都成了&ldo;走资派&rdo;，我觉得很不公平。

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ldo;统治&rdo;学校的圈子。

这简直是&ldo;城门失火，殃及池鱼&rdo;。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

我被&ldo;打倒&rdo;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

在对我大批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

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学生有所不同。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学生力气更大，行动更&ldo;革命&rdo;（野蛮）。

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等民间艺术。

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他们大概发现了大批斗比评剧和相声要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涨。

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

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

我早已无车可骑。

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ldo;护驾&rdo;，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

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