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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耶鲁求道（第3页）

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

这两个运动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及农村生产积极性的全然丧失。

日后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论证说，这是1958年之后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的重要成因。

——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

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

及可怕的三年大灾害之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力。

——接着又是大放权。

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

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

，经济实权还是应分散到各地区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

。

于是，又是一轮手忙脚乱的大分权。

这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国民经济已无效率和秩序可言。

如此集了再放，放了再集，最终造成的局面是，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放了再乱”

的恶性循环。

它实际上表明，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个时期，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都反对把“体制下放”

作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早在1961年，孙冶方就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

与“块块”

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的问题”

。

“文革”

期间，孙冶方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放活企业成为一种共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便成了改革的主轴。

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十分羸弱，已无力大规模拨款投资，所以中央也大胆地向地方放权，比如在南方开辟特区，从1980年起推行“分灶吃饭”

的财政包干制度，此外还批准了一些“计划单列”

的城市，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

对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得失优劣，后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不过其形成的局面却是大家都看到的，那就是，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积极性，出现了万马奔腾的亢奋景象。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和分割市场的“诸侯经济”

，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肥，中央瘦”

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竟成了“讨饭财政”

。

对于这样的改革景象，如何判断，是否需要修正，怎样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阐述和评价，成了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