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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耶鲁求道（第4页）

当时的理论界形成了多派意见，其中之一是“放权派”

，主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统统实行放权让利；另外还有“收权派”

，主张维持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现有的资料看，身在耶鲁的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

他认为，不应笼统地提倡放权或收权，而应区分“行政性分权”

和“经济性分权”

（亦称“市场性分权”

）两个概念。

所谓“行政性分权”

是指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政府，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的经济；而“经济性分权”

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

吴敬琏认为，“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

所以，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

因为，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

。

因此，他认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

。

由以上的理论阐述，吴敬琏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

，而应当区分性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分权型经济（经济性分权）和保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分权型经济（行政性分权）。

所以，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而不是向地方政府分权。

吴敬琏的这一论断是吴式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曾多次撰文对此进行论证。

它的核心意思其实是：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

在一些力主向地方政府分权的改革者看来，这是一种“改革阵营中的保守思想”

。

1984年6月，吴敬琏在德国出席了一个比较经济学关于东欧经济改革的讨论会。

在主题发言中，他对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兴趣。

一个月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讨论会上，又以此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演讲。

之后，他搭机归国。

确切地说，当吴敬琏离开耶鲁的时候，他除了带回一整套崭新的经济理论之外，也同时带回了一大堆问题。

就在他归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正在酝酿一场热烈的大论战，而改革正走到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

有一个人，正迫切地要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