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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法治的市场经济 2（第2页）

江平附和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令法学家们欢欣鼓舞。”

接着，他们就3个重要且敏感的经济话题进行了思辩和对话。

——公法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江平谈到：“中国过去是以公法秩序为核心的社会。

随着市场化走到今天，社会财富增长，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加了，所以在法律上提出对私法的要求。

私法就要向公法争夺地盘，要求保障，其中还包括了要防范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威胁。”

吴敬琏进而建议：“我看首先要把保护财产权利确定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然后再根据宪法厘定各种法律和行政法规乃至政策。

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是无效的，任何人违反宪法都是可以被起诉的。

为了明确财产权受到保护和不可侵犯，应当在宪法里明确规定除为了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并且有充分的预先补偿的条件下，才可以征用。”

——国资改革如何定规。

当时正在展开中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出现了乱马飞奔、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

江平呼吁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国有资产法》或者《国有资产管理法》来进行规范。

这个法酝酿了10年始终没有出台，原因就是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到底是中央统一行使产权？还是分级行使产权？这还牵涉到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设置问题。

这些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

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张卓元建议：“在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上，我的理解是‘先定规矩后行动’，自上而下逐步推进。

而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这些法规，不可随随便便处置国有资产，否则大家一拥而上，各行其是，国有资产就可能又一次流失。

这就是法治精神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体现。

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国，法律法规不但要约束一般公民，也要约束政府。”

吴敬琏也警告说：“现在下面一哄而上的劲头很大，如果不加以规范，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就可能出现利用权力攫取的现象。”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江平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一个口号，要国家还权于民，即公民和法人。

但仅仅提出还权于民还不行，还应该还权于社会。”

吴敬琏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方面都在呼吁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让非政府组织来发挥自治作用。

例如从经济方面来说，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与自己共有利益有关的事务，应该发挥像商会、同业公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

这种自治组织代表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处理某些公共事务，并且实行自律，能够解决许多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

作为新中国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江平还讲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

他说：“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政治，或者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推动着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要讲主体地位平等，必然包含着平等的要素；市场经济要讲意思自治，自然与契约自由不可或分；市场经济要讲人为本位、权利为本位，则直指人权。

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权。

这恰恰是政治上的诉求。”

进而，他还谈及新生有产阶层与政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