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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法治的市场经济 2（第3页）

他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认为不要担心市场中出现新贵，占领政治舞台夺取权力，因为首先他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权。

‘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的主题是非常及时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当前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

在参加了《财经》的这场“三人谈”

后，12月29日，在梁治平的主持下，吴敬琏和江平又在国家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关于“法治与市场经济”

的对话。

在这次对话中，他们涉及了重要的宪政问题。

江平谈到：“从法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处在追求法治和宪政的历史时代。

中国有宪法和各专门法律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但是，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一个法治国家一定是把宪法置于一个神圣地位的国度，这里的宪法必须具备宪法精神。

宪法精神的加入内容包括民主政治、权力制衡、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

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才能称为善法。

中国应该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体系，这才是法治的正途。”

吴敬琏继而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对宪政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经济学认为，宪法精神应该包括基本的制度的内容，包括提供一个好的经济制度框架，来保障人们实现物质需要的满足……我们的宪法应当提供维持市场经济运转的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财产权的保护。

市场交换是交换产权，所以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就无所谓市场交换。

要使财产权得到严格的保护，就不能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这就需要一个宪政体制。”

在对话中，两人还围绕宪政改革论及了相关话题。

譬如，关于法治与政府。

吴敬琏认为，所有社会法律的总和就是法制的观点与全能政府观点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问题是要看，首先这些法律是在什么样的宪法基础上制定的，该宪法的来源是否符合社会公正。

其次，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是否透明，制定后是否为人民所周知，并可以为人民所预期。

江平赞同他的观点，进而指出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法律并非多多益善，过时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也是一种恶。

关于社会公正问题。

吴敬琏说，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如果从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讲，极端的平均主义又会损害效率。

平等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使其趋近于最好状态。

江平接着说，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在第一次分配中，要注重效率，而在第二次分配中，则要注重公平问题。

在谈到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时，江平和吴敬琏均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论证说，国家干预包括行政权的干预和法律的干预。

对于前者，我们已经有所警惕，但对后者，仍然存在认识不足。

法律干预更多的应该在社会法方面，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

《法治中国》一文的刊出以及吴、江两人的多场对话，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烈关注。

这样的对话带有极强的启蒙气质和破冰意义，它在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表明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理性而独立地思考建设现代中国的路径。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涉及的一些命题，有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保障私人财产上取得了突破；有的则被“不幸而言中”

，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混乱状况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改变过；也有的一直在缓慢的演进中，如政府职能的归位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艰难成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