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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第4页）

这些要素的组合可被称为“可接受性”

。

如果学生拥有以上任何一个要素，他可以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拥有以上两个要素，他找的工作可以有选择；如果他同时具有以上三个要素，他就可以想在哪儿工作就在哪儿工作。

比克尔的头发并不柔顺，他的眼睛也不是蓝色，他说话时地方口音很重，如果追溯其家族根源，他们也就是“所罗门的后裔”

，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来的耶特·比克尔的子孙，他们也仅是近年来活跃在布鲁克林的下层社会而已。

他说他去城里找工作的时候非常不舒服，他当然会感觉不舒服：他是一个个头不高，说话带有布鲁克林鼻音，呆头呆脑的犹太小子，所以你应该能够想象他当年到藏书室面试时，那些银发贵族怎样看待他。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不符合要求，即便你从法学院毕业，你也只能去那些二流的、刚起步的小事务所，或者自己创业。

这样一来，无论来了什么案子你都得接手——这些案子通常都是那些大事务所不愿接的生意。

这种现实的确相当不公平。

然而对于“异类”

，他们时常身处逆境，这些不利因素却常常最终成为他们的机遇之源。

华尔街老派的律师事务所总对他们所接的工作有着严格界定。

首先他们专做公司律师。

他们代表美国最大最受人尊敬的公司。

这里的“代表”

意思是，他们处理这些大公司股票及债券发行的税务与法律事宜，确保他们客户的公司经营活动不与联邦法规相抵触。

但是他们并不做诉讼；也就是说，这些公司中只有少数有专门处理辩护与诉讼的部门。

保罗·克维斯——以保守著称的凯维律师事务所（Cravath，Swaine&Moore）创始人——有一次接了这样的诉讼委托，但是最终他们帮助客户在会议室解决了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庭。

“在我的哈佛同学中，大家都认为只有处理债券和税务的法律问题才是正经事儿。”

另一家保守的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回忆说，“我们有自己的正规业务。

诉讼只算是小把戏，不适宜让循规蹈矩的律师来处理。

那个时代公司之间没有那么多诉讼。”

老派事务所不愿意接的另一项业务是公司间的恶意收购。

现代社会公司并购者和私募基金对企业的并购案司空见惯。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家公司在没获得收购目标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收购是十分令人反感的。

像马奇罗斯以及华尔街的其他律师事务所都不愿意接触这类案子。

“恶意收购令人反感之处就在于收购是恶意的，”

商业杂志《美国律师》（AmericanLawyer）的创始人史蒂文·布里尔说，“这样做会让人斯文扫地。

如果你在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当了某个公司的CEO，他已经经营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业绩也还不错。

忽然有个公司并购者跳出来说你朋友的这家公司非常差，应该低价出让才对。

你听到这个一定会很鄙视这个虚张声势的并购者。

对恶意收购的反感就是由此而来。”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找上布鲁克林或布朗克斯地区犹太人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正是“白鞋公司”

不屑一顾的生意：诉讼。

诉讼中的重头戏又数“表决授权书之战”

。

“表决授权书之战”

是恶意收购者收购出价的一个核心策略。

当投资者对某个公司感兴趣，他会指责公司现任董事会的管理水平，并写信给股东，要求股东给予他们“表决授权书”

，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影响投票结果撤换现任公司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