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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略与目标（第9页）

（尤其是系统思考和心智模式的技能），以及逻辑、哲学、数学或神学方面的培训：学习更准确和有效地思考问题，对于学会更有战略性的思考是极其关键的。

例如，卡纹南特保险公司为其所有员工安排了各类课程，题目从应用的价值（“讨论如何缩小行为与意图间的差距”

）到该公司的技术哲学。

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开设时间最长的是“对于思考的思考”

，讲授的是哲学史及其在日常实际生活中的意义。

这门课由附近大学的老师任教，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为汉诺瓦保险公司的雇员开设过。

科弗南特学习中心的宣传小册子把它描述为“头脑中的砂纸……上过该课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它”

。

■学会关注对可能性的感悟力方面的微妙变化。

过去150年来，西方科学逐渐摆脱了自然界主要是由“物质”

构成的观点，开始认识到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场的存在，如重力场、电磁场和近来发现的量子场的作用。

然而，这种思维渗透到管理领域的还很少。

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基本上还是遵循牛顿的理论，即“宇宙间万物相互影响的撞球方式”

：金钱推动努力的付出，管理者推动下属工作，等等。

怪不得很难让他们设想一个连贯的大规模变化的过程。

因为我们考虑的只是一件事情会影响到另一件事情，而不用多久，这些弹子球间的相互作用就会非常有偶然性。

另一种观点是大型公司的行为会受到微弱的思考与情感场的影响，这些场极易变化——其实它们是在不断地暴露出来。

根据这个观点，社会现实，与物质现实一样是不固定的，会不断暴露出来。

这种暴露是受那些微妙的场的影响。

如同恐惧一样，希望与对于可能性的预感可以使一个团队或整个机构中各个层次的人退缩并进行自我保护。

影响行为和能力的场的存在说明了为什么表演队或体育队里的人们感到整个队“状态极佳”

而表现优异。

在战时或其他生死关头往往出现类似情况。

古语说：“只有时机到来时，某种想法才会具有最强大的力量。”

它说明了在人类事务中造就思想场的威力。

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大师，不管是毕加索还是爱因斯坦都展示了新愿景如何创造新的可能存在的场。

与之类似，政治领导者们也会偶尔把以前似乎不可能的东西合法化来赢得人心。

捷克共和国的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和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都是经过长期磨难，最终道出那种高于人们日常关心的事务的真理，使国家充满活力。

证明“场”

是否真正存在于像组织这样的社会系统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了解向人们推介有关战略与目标这样重要问题的新观点，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培养场的办法。

这就是要有意发展新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讨论和思考新的观点。

工业革命本身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其本身没有任何核心计划，经过一段时间各种自主性活动便会围绕几个有指导性的观点展开。

变革的基本动力与思考和行为方面的真正革命并无任何不同。

“假设场是存在的，”

乔·贾沃斯基说，“那么我们作为个体的意图与存在状态就是至关重要的。

它们会影响我们作为领导者的行为和看待自己的方式。

这便设置了场的进程。”

贾沃斯基指出，和拥有权力的人们一样，我们对场也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个房间里，任何一个人都会通过他的意图和某种存在方式重新设置场并改变其整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