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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评估与测量（第7页）

我对认识论专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世上的许多问题都源于“人类所以为的方式及自然界实际运转方式的差异”

。

如他所说，自然界不对任何事情进行测量，只讲“关联方式”

，不讲量比。

一棵树该长多高，一个动物该跑多快，无客观标准。

同样，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们并没有把世界数量化，在亚里士多德的年代，测量是通过对比进行的：“一支蜡烛比另一支亮”

，“这种红色更鲜艳”

，“某物更重”

，或者“某人更高”

。

到16世纪，在伽利略的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的这种观点改变了。

伽利略认为任何物体的“运动”

都可以在脱离这一运动物体的所有其他特性的情况下单独考虑，也包括脱离它的重量，因而使我们对测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理解。

明确了这种区别以后，运动就可以用一种单位来度量了，而且不同物体的运动速度及方向都可以量化了。

物理学由此演变到了笛卡尔时代，笛卡尔在一个网格图（坐标图）中描绘出运动的轨迹；到了牛顿时代，他提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数学公式，把运动与万有引力联系起来；接下来演变到现代量化测量时期，这种测量的基础是，在我们的思想上把物体的各种属性分离开来，但是，这些属性本来就是不可分离、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随着人类测量手段的熟练，我们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蒸汽机、内燃机、高楼大厦等。

在21世纪，测量走进了人类组织，从教堂到企业，进入了各类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测量方法导致了简化论的思维方法，然后又导致了机械论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极大地破坏了自然以及人对事物的自然敏感性。

我们对机械化的强烈依赖性极大地破坏了自然，如果你对这种破坏的程度尚存怀疑，那就想象一下自己来到200年前的爱达荷州，就像刘易斯和克拉克一样。

没有人们现在看来是理应具备的机械及工具，很多人可能会变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然后考虑一下如今有多少人对自然世界的节奏、限制、模式不予理睬，而只去注意钟表、电脑、列车时刻表、调温器及其他量化仪器所提供的节奏与模式呢？他们对此还感到非常心安理得。

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正如贝特森所说的，文明已习惯于人们的“有意识的目的”

了，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仿效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而是已超过自然界发展的自身进程了。

自然界没有目标，它在演化手段及生物的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相反，在基于测量的工作中，目标可以使任何不恰当的手段正当化，因为所采取的手段、实施的方式以及人们与工作的变化方式，是不能在测量中显示出来的。

爱德华·戴明曾说过，一个组织，在所有起作用的因素中，有97%是无法测量的，或许他的这句话就含有这个意思。

他补充说传统的测量结果是“瞎搞”

，是在并未真正理解的情况下随意做出的。

他似乎发现，我们之所以有很多无法摆脱的困惑，是因为在传统的测量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对于生活之自然方式的内在感知力。

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不能将其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发现并体现自然界的模式是学习活动的本质，也是人类工作的核心。

我们需要找出一种办法，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模式和谐起来，否则结果将会很让人沮丧。

在大规模的组织测量实践中，看到有对生活之自然方式的尊重体现于其中，是一件令人感到新奇的事物。

在丰田公司及斯坎尼亚公司，目标不使手段正当化；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手段也是目标，如果手段是正确的，目标会自然实现。

我曾听马科斯·沃伦伯格（MarcusWallenberg）举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在“二战”

之后一段时期任斯坎尼亚公司的董事长。

他的家族控制着斯坎尼亚公司及其他一些公司（通过一家股份公司进行控制，该公司的名字很简单，叫“投资者公司”

），他定期走访所有的公司，但不看公布的财务清单，而是走进车间，与工程师及操作工人进行交谈。

如果有人问他想在那里发现什么，他便说：“我想听听音乐。”

他培养了自己的一种能力，能够很自然地把和谐与不和谐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