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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人传代序（第2页）

想不到班委中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较劲，学习成绩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

这个机会岂肯错过，跑到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

告了我一状。

当时好像有说法中学生不打右派，但没完没了的狠批臭骂却躲不过去，一直折腾了我半年多。

作为回报，将我拉下来以后，那位朋友顶替我当了班主席。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体验了奸诈和被出卖的滋味。

沧州人气性大，开始大口吐血……

从那时起，我对城市失去了好感，总感到堆积的楼群和拥挤的车流中隐藏着无法预知的险恶。

我隐约觉得城市不适合自己，但命运又让我无法摆脱城市。

后来考入铸锻技术中心学校，一接触机器便心气大畅。

它冰凉梆硬，不会说话，也不会在背后打你的黑枪。

但它有感情，你对它下的工夫大，它就会对你百依百顺。

我也格外喜欢那种大企业的气势，在那种新奇的令人振奋的环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得到，以后我小说中的气韵、风格很可能就来自这座现代大型企业，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我后来的文学筋骨。

我如果就此平平稳稳地学技术，在工厂待下去，我的生活也许就会容易和安定得多。

偏偏赶上1960年海军要招考一批测绘员，我们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十二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人员。

我那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一点六四元。

那感觉恐怕比现在拿到一千四百元还要兴奋，实在是无意再去当什么兵了。

况且还知道自己档案里有黑点儿，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块伤疤。

可那个时候适龄的青年不报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

随后就是身体检查，政治审核，文化考试……一关关地过下来，在全市几万名应征青年中挑选出了三十名合格者，根据考试的成绩排位我竟名列第一。

因此负责来招兵的海军.上尉让我当了这三十名新兵的临时排长。

命运可真会捉弄人，挨批挨斗受处分的疙瘩还在心里堵着，怎么转眼又成了“红色青年”

，又穿军装又当排长，生活的戏剧性跟闹着玩儿一样。

而且我还吐过血，为什么体检没有查出来？我受过处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审又是怎么通过的？想来想去只能有一种解释：当国家急需的时候，枝节就变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从急需。

谁让你赶上了这一拨儿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树叶，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挡都挡不住。

我在部队里干得也不错，并从1960年冬天开始公开发表散文、故事，为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各种节目，196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

正当我做着升官梦的时候，升官的政审却没有合格，问题还是卡在富农出身上。

既有现在，何必当初？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是国家急需，现在国家不急需了这个玩笑可幵得有些过分。

我心灰意冷，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戏弄、所欺骗。

于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的天津，便带着部队发给的复员费和全部证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车。

想当然地认为凭我的制图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当一名测绘员绰绰有余。

在兰州倒车的时候，躺在凳子上睡着了，小偷偷走了我装着全部证件和钱的背包，还相中了我脚上的一双新球鞋，已经脱下了一只，在脱第二只的时候我醒了。

可想而知，我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的鞋带已经松开，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

最后走投无路，找到了甘肃的“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他们给海军打电话核实确有我这么一号，就给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来一双半旧的球鞋让我换上。

就这样我狼狈不堪地又回到海军部队，部队重新为我补发了所有证件，怕我自己再去乱找职业，就直接把我送回原来的工厂了。

转了一大圈儿又回来了，跟我一起进厂的老同学们，有的当了中层干部，有的当了工段长，在专业技术上我已经不能跟他们比了，工资也比他们低一到两级。

而且，他们大都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进家门就有人叫好听的。

阴差阳错，我把什么都耽误了，只获得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号：“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