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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人传代序（第3页）

。

有人在喊我大兵”

的时候还在前面加个“傻”

字。

意思很明确，老大不小了，什么都不是，整个傻到家了！

傻就傻呗，比起那些什么好事都没耽误的精明人，我的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恰好对创作有帮助。

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话，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

古人讲，从来无所羡慕者不做书，无所怨恨者不做书，非亲身经历做书也不能感人。

我像着了魔，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上了还不够，就经常下班后一干一个通宵。

不幸的是文化大动乱很快开始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国的文学期刊都撤消了，有好心的编辑把原来准备发表的我的小说校样都寄给了我，有近十篇之多……这份打击也不轻，它狠狠地掐断了我想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的念头。

再加上我当过厂长的秘书，在四清工作队”

帮过忙，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

，在接受了一场万人（当时厂里有一万五千名职工）批判的大会之后，被押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

由此，我的脑子里也变得单纯了，什么好高骛远的想法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念头：活着。

像其他人一样干活吃饭，接受家里的安排，结婚成家。

这实际上再一次成全了我，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十年。

后来完全凭借自己的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的大车间的主任。

生存环境稍一改善，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1976年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不想这篇小说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常有造反斗士打上门来，天天折腾得我心慌意乱。

而且批判没完没了，还不断升级，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运可能和写作犯顶，只要不放弃手里的笔，命途就会老是多灾多难。

于是，我又沉寂下来。

渴望，忧虑，写作会遭罪，不写又难受。

但总的说，不写的痛苦更大于写的痛苦。

此时我得了慢性肠炎。

说来也怪，挨批挨斗是神经紧张5神经系统没有出事，处于消化系统下梢的结肠倒出了毛病。

三年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

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对它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一位领导在全市最大的剧场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

这自然又闹成了一个事件，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

偏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它又得票最高，这使评委会为难了：是该批判呢，还是该得奖？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个小说的评价。

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有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

然后是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惹得当时的一位高层领导当着美国作家的面批评我。

那是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其中有项活动是跟美国作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这位领导同志跟我握手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指出了《燕赵悲歌》在倾向上的问题……以后还有《收审记》、《蛇神》，甚至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会惹起一场麻烦。

到2000年舂天，我的长篇小说《人气》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还被腰斩……

粗粗一算，自“文革”

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五届市里的领导人物点名批判或批评过我。

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上面五级风，到下面就会变成八级风，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亏我命硬，不然也许就真的不能“平安着陆”

了。

这都怪我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处在生活尖锐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处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旋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