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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无所畏惧（第3页）

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

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

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这样，一如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

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

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

，因而最终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

宋代“强干弱枝”

、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

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

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

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

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

众所周知，南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

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

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

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

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

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

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

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

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

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

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

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

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

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