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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无所畏惧（第4页）

。

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

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

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碧妍称之为“重构”

。

这种“重构”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社会构造上，虽然她也注意到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都改变了，不过正如她在分别剖析藩镇案例时按地理版图的划分一样，她在理解这一重构进程时侧重的还是某种空间的视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唐朝从前期的“关中本位政策”

转向了“中央本位政策”

。

具体地说是“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

，“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

。

这也开启了宋代那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强本弱枝”

为主导思想，宁可放弃边地来巩固中央权力。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作为周振鹤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历史地理学取向，而非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进路来讨论这一问题。

她也并未使用社会学那种建立模型的方法，但较之原先的历史地理学则丰富多了，尤其是特别强调“结构”

，从而突破了原先那种认为唐廷与藩镇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

的传统视角。

斗争

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

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博弈并不只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展开，中央内部的皇帝与宦官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将领与将领之间、乃至将领与牙军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斗争，有时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可以暂时结盟——例如藩镇之间虽然也争夺领地，但在面临中央讨伐时，则互相依托纠结，共同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当时存在着某种双重的权力关系：对郡县制下的官员和人民来说，虽然他们也效忠于皇帝，但更多总是一种“国家-地方”

关系；但在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藩镇节帅的心目中，权力关系或许更多带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庇护-追随者”

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就像早先边地各族所用的“天可汗”

一词所标明的那样，他们对中央的顺从，本质上是对皇帝个人的追随，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层层的政治权力庇护关系，而非去个人化的抽象国家权力。

李碧妍的分析中，着重的是各藩镇的行动，但这局面中最大的主角还是唐廷，因为它与所有藩镇都进行博弈。

复杂的是，唐廷自身内部的权力也并不集中，唐帝与宦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皇室得靠军队支持，但禁军兵权却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宦官又是以皇权的名义掌握兵权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借助方镇兵铲除宦官，与罗绍威借朱温军铲除魏博牙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助外力解除了内部威胁，但自己也由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

从这一点上说，唐帝与藩镇的权力构造是同构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很多应对措施也正是“总结经验”

的结果。

宋代甚至解决了唐皇室与宦官之间的棘手关系，禁军自此不再掌握在宦官手里；通过“杯酒释兵权”

，不动声色地而又温和地收回了军事指挥权。

但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科举制度，它不仅使得官员权力去军事化，而且从社会普遍选拔的科举人才远比独立性较强的贵族及藩镇听话——虽然士人会向皇帝进谏，但他们不构成一支独立行动、并能威胁皇权的封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