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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该装的装没什么，不该装的也装就可怕了。

看上去胆怯的老王，心竟是硬的。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了新世纪，王朔也开始变得深沉了。

20年前，他的话多稠啊，任何场合，他话语的密度都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40多岁的王朔，笑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沉默了，开始撒手不管，任笑话自己走下去，或不尴不尬地停在半路。

为什么呢？是和鲁迅握了一次手，或是他情绪的尾巴，突然游走到另一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非凡的导演，冯小刚对中国电影有开创性的贡献。

我说他有贡献不是说他拍了几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也不是说他电影的人民性、传奇性或对应和呼唤了人民的想象力，而是说：他的电影，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种话语系统和叙述方式。

这是他和他人的巨大区别。

就像电视镜头前的崔永元。

仅仅是&ot;实话实说&ot;和平民主持人吗？他颠覆了整个中国电视的说话方式和关注习惯。

祖国，母亲，你多几个这样的人就好了。

近几年，冯小刚成立了一个&ot;冯小刚工作室&ot;先是设在北影，后来搬到大西洋新城。

在北影的时候，门头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到了大西洋新城，迎头是一个西方女人深沉的身姿。

偶尔到那里去，发现不管在红旗下或是西方女人前，每次都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在我看来，它不像一个工作室，倒像一个乡村大集市。

乡村集市上的人都推着车，挑着担，肩上搭着褡裢和布袋；进出工作室的人，都怀揣着一颗勇敢的心。

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另一层含义，当下的电影艺术，还是开春后河面上的薄水。

到目前为止，我与冯小刚有过3次合作。

一次是1993年的《一地鸡毛》，因为王朔。

那时冯导演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ot;北京电视艺术中心&ot;的工作照。

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

走起路来昂首阔步。

一次是两千年开始的《温故一九四二》。

春节过后，两人在一起喝了一箱啤酒。

这时的冯小刚，脖子里什么也不挂；看书看报，偶尔要戴花镜。

俯仰之间，他突然对我说：震云，我有些老了。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和开罗。

这之后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从此不再喝酒。

一次是2003年的《手机》。

这时冯小刚的身体已经复原，复原后的冯小刚，浑身上下，打扮得十分利索。

这时是冬天，我腰里挂着一串钥匙，他手指我腰间，郑重地说：摘下，像一大队会计。

在我摘下钥匙的同时，他脖子里开始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

漫长的时间里，合作有偶然也有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