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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第2页）

最令我想不到的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

声言“天津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要彻底査清蒋子龙的背景以及跟邓小平的关系，不把他彻底揪出来我们不走！”

那个时候天津主管文艺的部门叫“创评室”

，如临大敌，年轻人赶紧找出当年的红袖章，也戴在胳膊上，以示对等。

奇怪的是那三个反潮流的勇士只在市里闹腾，明知我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却不到厂里来揪我。

有人猜测，他们听说工厂在保我，一万多人的大厂没有把握就闯进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后来我在《文艺战线动态》第三十一期上见到了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写的“交代材料”

，相信这才是“真本”

：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的错误主要责任在邓小平，作品受邓的流毒影响，小说中有些话都是邓的。

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影射美化邓小平，把主人公霍大道写成平头，个儿不高，老战友姓刘，老婆叫庄林，还有小万的名字也影射。

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

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像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

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

大道是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丟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

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道上参军，就叫王大道吧。

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斌，偏巧他也是“平头，个儿不高”

，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的人还多。

我有个非常尊敬的老大姐叫庄欣，就改个字搬来做了他的妻子。

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

，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

、“年轻的造反派”

做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

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少奇，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就能毁掉一个人。

1979年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象征着一种结束，也是一种开始，真正地更新和换代。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致祝词，强调不应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更不能对创作横加干涉……我在台下反复端详着他的容貌，也反复掂量着他的话，心里说，若不是受阁下牵累，今天说不定还坐不到这儿。

“鞭子”

的争论似已有了结论，所谓创作自由，其实就是想象和虚构的自由，允许我让自己的人物留个小平头。

有空间才有想象，现实提供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真正的自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的心态才是美梦般的圆满。

自由就是灵魂的呼吸，当灵魂无法呼吸时，环境一定出了问题。

回过头再说1976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代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一天》的检查，在发表这个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编辑部还想保我。

这体现了文人的幼稚和无奈，新华社的《运动清样》里说他们“敌我不分”

，他们自身尚且难保，还能保了我？我也一样，当时妻子刚生下小女儿，市里派来让我在检查上签字的两个人，一个堵在医院门口等我，一个到产房恐吓我妻子。

她原本奶水充足，精神一紧张奶水竟突然消失，以后再怎么想办法也催不下来了，真苦了我的女儿。

尽管如此，我仍然给她取名叫“一巍”

：《机电局长的一天》岿然不动。

其实我怎么可能岿然不动？紧接着便是七千多人的现场批斗大会，还登上了悔兰芳、马连良多次演出过的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有些我所崇拜的名家居然寻根找据地批判我的作品，不知是灾难还是荣幸？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是文坛，什么叫作家。

有一次我从车间的二十四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

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没想到文革结朿后《一天》没问题了，当初配合检查发的那篇小说又成了大毒草。

我好像是在一个错误的怪圈里写作，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个点，只要动笔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