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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第3页）

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理解：“没有学问的经验，胜过没有经验的学问。”

心会随境而变，却务必要由心做主。

1979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一天》事件派人到天津向我道歉并约稿，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不记恨编辑部，就再给写稿，稿子一发，《一天》的事情就算了结啦。

于是，《乔厂长上任记》又出笼了。

这下更不得了，《一天》事件的压力是来自上面，全国批天津。

这回是“窝里反”

，天津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压过来。

一位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计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或打砸抢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

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不好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

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

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

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別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致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摔出足够多的污泥，总会有几块沾上！”

如果我身上真沾上了，那就真完了。

这就叫“经受战火的洗礼”

，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

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標上了，即便我不摞它，它也得標上我。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

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不是有人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

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

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

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在文学中享受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入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

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那么，我所在的城市对我闹腾到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能让我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呢？本来不可能，就在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市委宣传部的人向我传达并给了我一份批示的电话记录稿。

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

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

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

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

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

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其实，经常在严重的打击下，反而会带来清醒认识和深刻反省，何况磨砺也总是最具积极意义。

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经历，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

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

但，写得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它成了保持做人的尊严的手段。

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

有格，就有内在的定力。

神定则气闲，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