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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澳洲（第4页）

“是的。”

给我们当向导的澳大利亚朋友，含笑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儿不但有‘鸟害’，还有‘鱼害’呢！”

他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事：不久以前，由于格里芬湖鱼太多了，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鼓励人们钓鱼，以解除“鱼的污染”

。

负责湖泊方面的官员，为了吸引市民来捕鱼，竟把一条大鱼的腹部破开一个小口，塞进去一枚相当于1千澳元的金币，缝好后，把这条鱼放回到湖里去。

于是持鱼竿钓鱼的人和划小艇捕鱼的人，接踵而来，这段时间，几乎成了堪培拉的钓鱼节日。

“有人捞到那条腹中藏有金币的鱼吗？”

我问。

“这个我倒没听说向导愿腆地笑了，“但是由于鱼多而产生的‘鱼污染’解除了。”

我们听后，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我对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说：“我们倒情愿我们所有的河流，都出现‘鱼污染’！”

他笑了：“中国人口众多，恐怕很难出现这种生态失调。”

澳大利亚朋友这句极其平常的话，似乎触动了我的心弦，我不禁想起云天之外亲爱的祖国。

是的，我们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澳大利亚的面积比我们少200万平方公里（770万平方公里沁而人口却只有1400万，相当中国人口七十分之一。

假如当初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

不被认为是误谬，不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早一些节制中国的人口膨胀，也许我们会比现在富有得多。

我们再不能搞人口的“小麦密植”

了。

我们宁要“鱼污染”

，也不要人为地制造贫穷了。

格里芬湖在对我这样说。

书海情

次日上午，雨过天晴。

我们应邀去堪培拉大学亚洲研究院，与该院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师生见面。

当我们走下汽车后，该院图书馆主任许炎先生，领我们先去藏书馆参观。

我们在“书墙”

间穿行，两旁书架上摆满了中国书刊。

文学书刊中从《诗经》、《左传》的各种版本，直到当代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应有尽有。

许先生还特意抱来我们三个人的着作，叫我们题字留念。

这一摞书刊中，不但有登科初登文坛的《活人塘》、明之的《护士日记》，还有我的少作《七月雨》。

许先生把《第十个弹孔》摊在我面前说：“这本书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订到，但是为了积累中国作家完整的资料，我们花了6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近20元）从香港旧书店买了来，而这本书在你们国内只卖几角钱。

你看一只卖0.5元。”

他指了指书籍封底上的定价。

我笑了：“花20元人民币去买它，这太不值了。”

许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听了我的话后，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因而皱了皱眉，不失礼貌地说：“不能只从经济价值上去考虑，而应当从研究的价值上去着眼。

研究工作是件十分严肃的工作，不能望风捕影，要以资料为根据。”

在远离祖国的澳洲，能看到自己都失散了多年的少作，已经使人心情激动了；听了许先生这番话，更觉得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

持别是当我从“书海”

之中发现王蒙、绍棠、友梅、浩然、文夫、晓声、张弦的着作，也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时，我不禁对这位许炎先生起了肃然的敬意。

热诚而好客的许先生（他是个澳籍华裔），在藏书馆小客厅，介绍我们和几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见面，并有意叫我们和一个来自台湾的中年人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