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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史学（第4页）

则似清世之方略矣。

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

《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

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

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

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

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

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

南朝之普断立碑，《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

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

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

由是普断。

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

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

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

请自今已后，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

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

《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

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

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者也。

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

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

刘知几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

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

可看《魏书·高祐传》。

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

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

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

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

亦是此意。

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

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

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

东京已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

《后汉书》为范晔。

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

《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