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吧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章 共同使命感（第5页）

效果。

索尼娅·罗兹说：“一个组织的规模之庞大，是无论如何也没法用一份备忘录来模拟的。

当你的观众席中坐着4000名每天为病人保健护理、疗愈病痛的医护工作者时，那种场面之震撼人心、之感人肺腑……大家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就是一场大家共享的体验。”

参与全员大会的员工们从那次体验中收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场会议很重要（我们的领导是不会为了无聊小事而把全市的大巴都租来的），这场会议是动真格的（当着4000人的面说话，是不能出尔反尔的），我们大家团结一心（我的周围坐着一大群人，我们都是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次投身到了为有需要的人服务的使命之中，这个使命，要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重要）。

就像夏普的全员大会一样，许多“峰值时刻”

都是大家共享的社交时刻：婚礼、生日派对、退休庆典、基督教洗礼、节日庆典、毕业典礼、成人礼、演唱会及比赛等。

或者，我们也可以拿政治集会及游行来举例——我们渴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即便对方是陌生人。

大家一起涌上街道，其实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件事很重要，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

我们团结一心，我们做的事情意义重大。

然而，你所在的团体中的所谓“理性”

呼声则会反对这种调动大家统一步履的活动。

把大家统统召集起来太费钱，也太麻烦。

我们就不能在网上开一次研讨会吗？把重点信息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大家不就行了？（回想一下那位夏普的护士说过的话：“我们大家都习惯了在周五下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从邮件中读到公司的变化。”

）

对于日常的交流和合作而言，远程的沟通非常实用。

但是，重大的时刻就需要大家共同亲身参与（没有谁会打电话参加婚礼或毕业典礼的）。

人们的亲自到场，能够将抽象的创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性事件。

共同经历磨难的团队最有凝聚力

人类学家迪米特里斯·西亚加拉塔斯对两种仪式进行了研究，这两种仪式都是在毛里求斯开展的印度教大宝森节上举行的。

其中，在较为舒缓的“低折磨度”

的仪式中，教徒们会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内外进行几个小时的祈祷和吟诵。

而在“高折磨度”

的仪式中，教徒们则会“用数根针和签子在身上穿孔，抬着沉重的竹架，或是用钩子将拖车穿在皮肤上拖拽4个多小时，然后再赤脚爬到山上的姆鲁甘神庙”

。

活动之后，西亚加拉塔斯和他的团队给参与高低折磨度仪式的教徒们每人200卢布（大约等于两天工资）的报酬，让他们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拿到这笔钱后，教徒们可以选择匿名为寺院捐钱。

参加了低折磨度仪式的教徒平均每人捐献了81卢布，而参加了高折磨度仪式的教徒则慷慨得多，平均每人捐献了133卢布。

然而，第三组人的做法更为有趣。

这些人是“高折磨度仪式的旁观者”

，也就是与忍受高度折磨的教徒们并肩而行，但没有亲历身体煎熬的人们。

这群人比前两种人更加慷慨，每人平均捐献了161卢布（等于他们从回答问卷调查中所得报酬的80%）。

研究者们总结，亲眼见证的痛苦提高了“亲近社会行为”

——为使他人受益而自愿采取的行动。

他们的理论是，极端的仪式，尤其是对痛苦的共同体验，可以作为“将内团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手段”

。

企业团队建设中的高空绳索训练则与这种非常极端的仪式截然相反，这种训练是通过模拟险境来激发团队成员的团结互助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体验有着天壤之别：一种体验既可怕，又让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另一种体验则是一项神圣的宗教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