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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第13页）

“在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中，”

霍夫斯泰德在其著作《文化之重》（Culture’sConsequences）中写道：

掌权者对手中的权力感觉不好意思，并试图淡化其重要性。

我曾经听说瑞典（低PDI国家）一位大学行政人员为了行使权力，会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强势。

领导们以削弱自己权力象征的方式加强自己的亲民形象。

在奥地利（低PDI国家），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上班坐电车一事是出了名的。

1974年，我本人亲眼见到荷兰首相约普·登厄伊尔在葡萄牙的露营地度假。

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跟比利时和法国等高PDI国家截然不同注释标题霍夫斯泰德也提到了几年前他完成的另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将同一行业同等规模的德法制造型企业放在一起比较。

法国工厂中有26%的雇员属管理层，或在特殊职位；而在德国企业，这一比例为16%。

法国企业给予高管的薪酬比德国企业要更高。

通过对照，霍夫斯泰德认为，这种差异正是不同文化对待等级制度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法国的权力距离指数是德国的两倍，法国人比德国人更需要等级制度。

。

现在我们将霍夫斯泰德的理论应用到航空业上，为什么航空业要向缓和性语气开战？其目的是降低驾驶舱中的权力距离指数。

霍夫斯泰德针对权力距离的核心问题——“在你的经验中，下面这种困境发生的频率如何：雇员害怕表达与老板不同的意见”

——也正是航空专家调查副机长如何处理与机长关系时的问题。

但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个航空界专家从未想到过的问题：让副机长在机长面前维护自己的意见，必须助他们克服所处文化的权力距离。

这也正是拉特瓦特机长所说的，美国飞行员不会受到肯尼迪机场航管员威势影响的含义所在。

美国是典型的低PDI国家。

当面临压力之时，美国人会求助于他们的“美国精神”

，这里的“美国精神”

是指“航管员与飞行员天生应是平等的”

这一观念。

但是，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国家会怎么样呢？例如哥伦比亚。

心理学家罗伯特·赫尔姆雷希一直研究文化传统在飞行员行为中占据何等地位。

艾维安卡空难后，他撰写了一篇论文，精彩论述了副机长克劳斯在坠机过程中的表现与其国籍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次事故很大程度上在于哥伦比亚人长久以来对权威的敬畏与服从。

赫尔姆雷希写道：

有着高权力距离指数的副机长——哥伦比亚人——在此刻感受到了压力，因为机长没有下达清晰的指令。

在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中，这样的指令应由权威人员下达。

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只是一味等待机长做决定，他们认为自己给机长提供选项是不合适的。

克劳斯只把自己定位为下属，既然是下属，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关键决定就不应由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应由机长来做。

可是机长已经筋疲力尽，他没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而此时，专横的纽约航管员要求飞机绕场复飞。

克劳斯竭力告诉对方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然而克劳斯通话时采用的是在他们文化中下级向上级汇报的语气。

航管员不是哥伦比亚人，而是低权力距离指数的纽约人。

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和空中的飞行员之间有任何等级差异。

所以对纽约航管员来说，飞行员的缓和性口气并不代表尊重，只代表他们的飞机状况良好。

飞行录音中，有一段明显的错误沟通是因克劳斯和航管员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