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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第18页）

（意思：如果你再说一次我就接受邀请。

）

金先生：你一定是饿了。

我们出去看看怎么样？（意思：我坚持要请你。

）

经理：我去不去呢？（意思：我接受。

）

这段对话中有很多微妙之处，双方都需要细心揣摩对方的含义和需求。

在现实中，这种互相揣摩是必需的，因为这是礼貌：对对方言谈中的含义视而不见或反应不灵敏都是失礼的。

但是，高权力距离文化的这种对话方式，只有在聆听者有条件的情况下才是适宜的。

也就是说双方得有足够时间相互揣摩。

这种方式绝不应该在暴风雨的夜晚，精疲力竭的机长准备把飞机降落在一个下滑角指示灯有故障的机场之时使用。

卸下重担

2000年，大韩航空针对公司糟糕的安全纪录，终于痛定思痛，开始采取行动。

他们请来达美航空的大卫·格林伯格协助公司业务运营。

如果对大韩航空的问题症结没有深刻认识，你很难理解格林伯格走马上任伊始推动的第一项改革措施。

他要求全面评估公司所有机组人员的英语水平。

“他们中有些人不错，但有些人还不行。”

他回忆道，“所以我们举办一系列培训课程，帮助机组人员提高航空英语水平。”

他的第二项措施，是将公司所有培训课程外包给一家西方公司——波音的子公司翱腾飞行训练公司。

“翱腾公司的所有培训课程都使用英语，”

格林伯格说，“他们不说韩语。”

格林伯格的规矩很简单：从现在开始，大韩航空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如果你想留下来继续飞行，你的英语必须流利。

“这不是人事斗争，”

他说，“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如果哪个人觉得自己的语言不过关，我们会给时间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

语言是个过滤器，我不可能召回那些已经解雇的有缺陷的飞行员。”

格林伯格这样做的逻辑是，英语是世界航空界的标准语言。

从最开始飞行员起飞前检查工作程序清单，那份清单就是用英文撰写的；到最后，飞行员与世界各地控制塔台联络，通话语言也是英语。

“如果你在机场最繁忙的时段降落肯尼迪机场，你不可能跟地面进行意会交流，”

格林伯格说，“你必须通过直接的话语交流，充分搞清楚各个环节。

你可能会说两个韩国飞行员坐在一起不需要说英语，但是如果两个飞行员在争论地面塔台那位说英语的航管员到底说了什么的时候，语言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格林伯格的目标就是帮助飞行员完成角色转换。

韩国飞行员受困于本土文化的角色定位，他们在驾驶飞机时需要通过某种途径突破原先的角色，此时语言就成了有效的转换器。

说英语可以帮助飞行员打破森严的韩国等级文化：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和普通称呼；还可以同时利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优势。

然而格林伯格改革最关键之处在于，他没有解雇韩籍飞行员，也没有启用来自低权力距离文化的飞行员。

他知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化在生活中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即便文化的实用性已经消失，其影响也会长久存留；但同时他也坚信，文化影响即便再顽固，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他认为，只要韩国人承认韩国文化在坠机事故中的确发挥了负面作用，并有意愿彻底改变，他们就能改变。

他为大韩航空的飞行员提供了曾促使冰球明星、软件巨头、企业并购律师走向成功的一个要素：改进自己与工作之间关系的机会。

离开大韩航空以后，格林伯格组建了自己的货运航空公司Cargo360。

他从大韩航空带走了一批飞行员——主要是随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