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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团队学习（第5页）

比尔的研究特别关注建立深度汇谈及其与集体注意力和聆听之间关系的行动理论。

在一个舞台上，一组人坐成一个圈，热烈地讨论着。

在这种亲密的舞台互动形式中，他们担任着表演者与观众的双重身份。

因为他们观点不一致，所以在相互争论，但是他们的争论有一种特殊的品质。

他们用心聆听每个人语言、节奏以及语调。

他们谈话间的沉默和他们的话语一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个人说话时，汇谈的结构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某些新东西会显露出来：圈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都看到了这一切，并且知道它绝不仅仅代表某一个人的实情真相。

随着他们谈话的进行，大家共享的意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晰。

他们开始看到自己从来没洞察到的观点。

没有人可以单独达到这种思考模式。

即使是在一个小组当中，也需要有意愿来建设协同思考的环境。

这需要通过进行类似深度汇谈的实践才能达到。

深度汇谈不仅是一组改进组织、增进沟通、达成共识或解决问题的技巧，它建立在理念与实践紧密相连的原则之上，并以共享的意义为核心。

在深度汇谈过程中，人们学习如何进行集体思考——其意义不仅是剖析大家共同的问题或分析新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指建立一种集体的敏感度，从中产生的思想、情感和行动都不单单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团队所有成员。

正如理论家博姆所说，当我们关注思想的根源时，思想本身似乎会变得更好。

大家开始有了和谐相处与协调行动的模式，而不需要经过武断人为、冗长乏味的决策过程，开始以协调的方式采取行动。

他们不需要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规定每个人必须做些什么。

正如一群按照自然的顺序从树上起飞的鸟，根本就不需要具体的策划。

团队的每一名成员只知道他“应该”

做些什么（或者说怎么做最好），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分子。

在麻省理工学院深度汇谈项目活动中，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多样性的环境中培养这个过程。

参加这个项目的包括美国中西部一家内部充满竞争对抗的卫生医疗机构、一个由南非专家和领导组成的小组、一家劳资关系非常紧张的钢厂（GS技术公司）以及由美国一座大城市的领导组成的小组。

我们已经努力把100多年的深度汇谈理论转化为实践，并且第一次对这个理论作了拓展，以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可靠的行动，其结果是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实际应用。

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所说：“一些有思想的、关心社会的人聚在一起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事实上，历史上只有这种情况才真正改变过这个世界。”

深度汇谈的理论

反映反思性学习过程的深度汇谈是20世纪三位主要的思想家研究的结果：

■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Buber）在1914年用“深度汇谈”

这个词来描述一种人类的交流模式。

在深度汇谈的过程中，人们不是被看做社会功能作用的对象，而是作为真正的人存在，大家相互交心和依赖。

■心理学家帕特里克·德·梅拉（PatrickDeMaré）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大型群体“社会疗法”

（socio-therapy）会议能够使人们专心投入，去理解并且改变目前社会内部的文化含义——例如，去消除大范围的冲突、暴力以及种族顽固势力的根源。

■物理学家博姆认为，这种新的交谈方式应当注重揭示并且改变思想的“隐性基础设施”

（tacitinfrastructure）。

博姆认为，深度汇谈可以在人们中间产生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以在交谈中发现被当做理所当然的假设、观点两极分化、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交谈规则，以及处理不同意见的方法。

因为这些因素都是集体因素，个人单独的反思还不足以揭示这些问题，因此需要整个团队在行动过程中共同学习观察和经历自己的隐性过程。

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深度汇谈的目的就是创造一种能够保持有意识的集体关注力（collectivemindfulness）的环境。

深度汇谈理论表明，团队和组织效力的衰弱反映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本质方法的更大范围的危机。

作为形成各种意义的一种自然机制，我们在思维中将世界进行分类，然后沉迷于这些分类，浑然不知这些分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