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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战略与目标（第18页）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感到不满意。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几乎马上就忘记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获。

我又恢复了原有的自负，我学习东西的速度变慢了，并开始认为自己是北半球送给南非的礼物。

1994年，我开始为加拿大政府设计一个情景规划项目。

加拿大政府和大多数公立公司一样从没作过情景规划。

既然你能控制国家的命运并能毫不费力地选择你所希望的未来，为什么还要作情景规划呢？不过现在这种控制的设想受到质疑，“我们掌握作为公务员曾经被培训使用的这些办法，”

一位政府官员说，“不过这些方法似乎不再与任何事情有联系了。”

同时，我在南非参加了各种合作性“论坛”

，企业、政府、反对党、工会和社区组织的各界人士坐在一起，试图找到一条重塑这个国家机构的途径。

参加论坛的人们开玩笑说这个问题“既有实际的又有神奇的解决方法。

实际的解决方法是我们都从椅子上站起来，跪下来祈祷一群天使降临来解决这个问题。

神奇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待在这里，一起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我的第二个收获是从这两种经历的对比中得到的。

当人们不再抱有控制他人的幻想，并努力与别人合作时，就会更有效果。

而当他们只需去处理他们控制之下的一些事情时，他们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他们在一个要么全部拥有，要么一无所有，要么黑要么白，要么赢要么输的两极环境中操作，而这并非世界真正运作的方式。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南非人处在一个一方面完全控制他人，另一方面对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影响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是一个“生成领域”

。

在这里他们的控制力要比希望的弱，而影响力则比预想的强。

3.内心精神层面

一段时间后我又参加了一个有关加拿大未来发展情景的更大项目，此中对经济和社会政策、魁北克独立和其他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我发现这个项目很困难。

我感到一头雾水，似乎不清楚要描绘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我自己作为加拿大人，当然对大家讨论的项目怀着强烈的感情，但我并没有足够重视它们，当然也没有把它们阐述出来。

小组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所以虽然合情合理的争论常常带有情感的味道，人们往往很少把感情拿到桌面上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事情进展速度。

几乎同时，我和多罗西·卡汉在南非帮助英国圣公会主教组织召开了一个战略讨论会。

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Tutu）退休了，接替他职务的温斯顿·恩当根想为教堂制订未来计划。

我们汇总这次会议的基本规则时，刚进行了15分钟便发现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讨论会。

有人提议“我们必须听取他人意见”

。

到此为止，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规则都是这样提的。

但是接着又有一个主教说：“不，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重视地去听。”

第三位主教说：“不，我们必须倾听我们每人心中的圣灵之声。”

在公司讨论战略的会议上，我们必须弱化工作的精神层面，主教们却不一定如此。

虽然在讨论会上会有诸多冲突，人们很有效地处理了一些困难的和重要的问题，包括一些几十年来一直不可讨论的问题。

我的第三个收获是从对比这些经历中学到的。

战略工作不仅是智力方面的工作，我以前只受过这样的训练，其实它同时也是精神方面的工作。

如果不公开接受精神方面的因素，你就不会真正了解其中的真正联系。